追风筝的人-46

走投无路的阿米尔告诉索拉博他将不得不暂时将他送进孤儿院

这是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办法

绝望的索拉博用剃须刀割开了自己的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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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演播：徐涛

此书已由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星光黯淡的黑夜降临在伊斯兰堡。

过了数个钟头，我坐在走廊外面一间通往急诊室的小房间的地板上。

在我身前是一张暗棕色的咖啡桌，上面摆着报纸和卷边的杂志

有本1996年4月的《时代》，一份巴基斯坦报纸，上面印着某个上星期被火车撞死的男孩的脸孔；

一份娱乐杂志，平滑的封面印着微笑的罗丽坞男星。

在我对面，有位老太太身穿碧绿的棉袍，戴着针织头巾，坐在轮椅上打瞌睡。

每隔一会她就会惊醒，用阿拉伯语低声祷告。

我疲惫地想，不知道今晚真主会听到谁的祈祷，她的还是我的？

我想起索拉博的面容，那肉乎乎的尖下巴，海贝似的小耳朵，像极了他父亲的竹叶般眯斜的眼睛。

一阵悲哀如同窗外的黑夜，漫过我全身，我觉得喉咙被掐住。

我需要空气。

我站起来，打开窗门。

湿热的风带着发霉的味道从窗纱吹进来——闻起来像腐烂的椰枣和动物粪便。

我大口将它吸进肺里，可是它没有消除胸口的窒闷。

我颓然坐倒在地面，捡起那本《时代》杂志，随手翻阅。

可是我看不进去，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东西上。

所以我把它扔回桌子，怔怔望着水泥地面上弯弯曲曲的裂缝，还有窗台上散落的死苍蝇。

更多的时候，我盯着墙上的时钟。

刚过四点，我被关在双层门之外已经超过五个小时，仍没得到任何消息。

我开始觉得身下的地板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呼吸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缓慢。

我想睡觉，阖上双眼，把头放低在这满是尘灰的冰冷地面，昏然欲睡。

也许当我醒来，会发现我在旅馆浴室看到的一切无非是一场梦：

水从水龙头滴答落进血红的洗澡水里，他的左臂悬挂在浴缸外面，沾满鲜血的剃刀

就是那把我前一天用来刮胡子的剃刀

落在马桶的冲水槽上，而索拉博的眼虽仍睁开一半，但眼神黯淡。

很快，睡意袭来，我任它将我占据。

我梦到一些后来想不起来的事情。

有人在拍我的肩膀。

我睁开眼，看到有个男人跪在我身边。

他头上戴着帽子，很像双层门后面那个男人，脸上戴着手术口罩

看见口罩上有一滴血，我的心一沉。

他的传呼机上贴着一张小姑娘的照片，眼神纯洁无瑕。

他解下口罩，我很高兴自己再也不用看着索拉博的血了。

他皮肤黝黑，像哈桑和我经常去沙里诺区市场买的那种从瑞士进口的巧克力；

他头发稀疏，浅褐色的眼睛上面是弯弯的睫毛。

他用带英国口音的英语告诉我，他叫纳瓦兹大夫。

刹那间，我想远离这个男人，因为我认为我无法忍受他所要告诉我的事情。

他说那男孩将自己割得很深，失血很多，我的嘴巴又开始念出祷词来：

惟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

他们不得不输入几个单位的红细胞……

我该怎么告诉索拉雅？

两次，他们不得不让他复苏过来……

我会做祷告，我会做天课。

如果他的心脏不是那么年轻而强壮，他们就救不活他了……

我会茹素……

他活着。

纳瓦兹大夫微笑。

我花了好一会才弄明白刚才他所说的。

然后他又说了几句，我没听到，因为我抓起他的双手，放在自己脸上。

我用这个陌生人汗津津的手去抹自己的眼泪，而他没有说什么。

他等着。

重症病区呈L形，很阴暗，充塞着很多哔哔叫的监视仪和器械。

纳瓦兹大夫领着我走过两排用白色塑料帘幕隔开的病床。

索拉博的病床是屋角最后那张，最接近护士站。

两名身穿绿色手术袍的护士在夹纸板上记东西，低声交谈。

我默默和纳瓦兹大夫从电梯上来，我以为我再次看到索拉博会哭。

可是当我坐在他床脚的椅子上，透过悬挂着的泛着微光的塑料试管和输液管，我没流泪水。

看着他的胸膛随着呼吸机的嘶嘶声有节奏地一起一伏，身上漫过一阵奇怪的麻木感觉，

好像自己刚突然掉转车头，在千钧一发之际避过一场惨烈的车祸。

我打起瞌睡，醒来后发现阳光正从乳白色的天空照射进紧邻护士站的窗户。

光线倾泻进来，将我的影子投射在索拉博身上。

索拉博一动不动。

“你最好睡一会。”有个护士对我说。

我不认识她——我打盹时她们一定换班了。

她把我带到另一间房，就在急救中心外面。

里面没有人。她给我一个枕头，还有一床印有医院标记的毛毯。

我谢过她，在屋角的塑胶皮沙发上躺下，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我梦见自己回到楼下的休息室，纳瓦兹大夫走进来，我起身迎向他。

他脱掉纸口罩，双手突然比我记得的要白，指甲修剪整洁，头发一丝不苟，

而我发现他原来不是纳瓦兹大夫，而是雷蒙德·安德鲁，大使馆那个抚摸着番茄藤的小个子。

安德鲁抬起头，眯着眼睛。

白天，医院是一座纵横交错的走廊组成的迷宫，

荧光灯在人们头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弄得人迷迷糊糊。

我弄清楚了它的结构，知道东楼电梯那颗四楼的按钮不会亮，

明白同一层的男厕的门卡住了，你得用肩膀去顶才能把它打开。

我了解到医院的生活有它的节奏：

每天早晨换班之前匆匆忙忙，白天手忙脚乱，

而深夜则寂静无声，偶然有一群医师和护士跑过，去抢救某个病患。

白天我警惕地守在索拉博床前，晚上则在医院曲折的走廊游荡，

倾听我的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想着当索拉博苏醒过来我该跟他说什么。

最后我会走回重症病房，站在他床边嘶嘶作响的呼吸机，依然一筹莫展。

在重症病房度过三天之后，他们撤去了呼吸管道，把他换到一张低矮的病床。

他们搬动他的时候我不在。

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想睡一觉，最终却在床上彻夜辗转反侧。

那天早晨，我强迫自己不去看浴缸。

它现在干干净净，有人抹去血迹，地板上铺了新的脚踏垫，墙上也擦过了。

可是我忍不住坐在它那冰凉的陶瓷边缘。

我想像索拉博放满一缸水，看见他脱掉衣服，

看见他转动刮胡刀的手柄，拨出刀头的双重安全插销，退出刀片，用食指和拇指捏住。

我想像他滑进浴缸，躺了一会，闭上双眼。

我在寻思他举起刀片划落的时候最后在想着什么。

我走出大堂的时候，旅馆经理费亚兹先生在身后跟上。

“我很为你感到难过，可是我要你搬离我的旅馆，拜托了。

这对我的生意有影响，影响很大。”

我告诉我能理解，退了房。

他没有收取我在医院度过的那三个晚上的房钱。

在大堂门口等出租车的时候，我想起那天晚上费亚兹先生对我说过的：

你们阿富汗人的事情……你们有些鲁莽。

我曾对他大笑，但现在我怀疑在把索拉博最担心的消息告诉他之后，我真的睡着了吗？

坐上出租车之后，我问司机知不知道有什么波斯文书店。

他说南边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家。

我们去医院途中在那儿停了一会。

索拉博的新病房有乳白色的墙，墙上有断裂的灰色装饰嵌线，还有本来也许是白色的珐琅地砖。

跟他同间病房的还有一个十来岁的旁遮普族男孩，后来我从某个护士那里听到，

他从一辆开动的巴士车顶跌下来，摔断了腿。

他上了石膏的腿抬起，由一些绑着砝码的夹子夹住。

索拉博的病床靠近窗口，早晨的阳光从长方形的玻璃窗照射进来，落在病床的后半部上。

窗边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保安，嗑着煮过的西瓜子——医院给索拉博安排了24小时的防止自杀看护。

纳瓦兹大夫跟我说过，这是医院的制度。

保安看到我，举帽致意，随后离开房间。

索拉博穿着短袖的病服，仰面躺着，毛毯盖到他胸口，脸转向窗那边。

我以为他睡了，但当我将一张椅子拉到他床边时，他眼睑跳动，跟着睁开。

他看看我，移开视线。

尽管他们给他输了很多血，他脸色依然苍白，而且在他的臂弯有一大块淤伤。

“你还好吗？”

索拉博没回答，眼望向窗外，看着医院花园里面一个围着护栏的方形沙地和秋千架。

运动场旁边有个拱形的凉棚，在一排木槿的树影之下，几株葡萄藤爬上木格子。

几个孩子拿着铲斗和小提桶在沙地里面玩耍。

那天天空万里无云，一碧如洗，我看见一架小小的喷气式飞机，拖着两道白色的尾巴。

“索拉博，我刚跟纳瓦兹大夫聊过，他说你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这是个好消息，对吧？”

我遇到的又是沉默。

病房那端，旁遮普男孩睡着翻了个身，发出几声呻吟。

“我喜欢你这间房，光线明亮，你还能看到外面的景色。”

没有回应。

又是尴尬的几分钟过去，丝丝汗水从我额头和上唇冒出来。

他床头的柜子上摆着一碗没碰过的豌豆糊，一把没用过的塑料调羹，

我指着它们说：“你应该试着吃些东西，才能恢复元气。要我喂你吃吗？”

索拉博看向我的眼睛，接着望开，脸上木无表情。

我看见他的眼神依然黯淡空洞，就像我把他从浴缸里面拉出来时看到的那样。

我把手伸进两腿之间的纸袋，拿出一本我在那间波斯文书店买来的《沙纳玛》旧书。

我将封面转向索拉博。

“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经常读这些故事给你父亲听。

我们爬上我们家后面的山丘，坐在石榴树下面……”

“你父亲最喜欢的是罗斯坦和索拉博的故事，你的名字就是从那儿来的，我知道你知道。”

“反正，他在信里说你也最喜欢这个故事。所以我想我会念一些给你听，你会喜欢吗？”

索拉博闭上眼睛，将手臂放在它们上面，有淤伤的那只手臂。

我翻到在出租车里面折好的那页。

“我们从这里开始，”

第一次想到，当哈桑终于能自己阅读《沙纳玛》，

发现我曾无数次欺骗过他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转过什么念头呢？

我清清喉咙，读了起来。

“请听索拉博和罗斯坦战斗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催人泪下。”

“话说某日，罗斯坦自躺椅起身，心里闪过不祥之兆。他忆起他……”

我给索拉博念了第一章的大部分，直到年轻的斗士索拉博去找他的妈妈，

萨门干王国的公主拓敏妮，要求得知他的父亲姓甚名谁。

我合上书。

“你想我读下去吗？接下来有战斗场面，你记得吗？

索拉博带领他的军队进攻伊朗的白色城堡？要我念下去吗？”

索拉博慢慢摇头。

我把书放回纸袋，“那好。也许我们可以明天再继续。你感觉怎样？”

索拉博张开口，发出嘶哑的嗓音。

纳瓦兹大夫跟我说过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是他们把呼吸管插进他的声带引发的。

他舔舔嘴唇，又试一次。

“厌倦了。”

“我知道，纳瓦兹大夫说过会出现这种感觉……”

索拉博摇着头。

“怎么了，索拉博？”

他一边缩着身子，一边再次用粗哑的嗓音，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地说：“厌倦了一切事情。”

我叹气，颓然坐倒在椅子上。

一道阳光照在床上，在我们两人中间，

而就在那一瞬间，那张死灰的脸从光线那边看着我，它像极了哈桑的面孔，

不是那个整天跟我玩弹珠直到毛拉唱起晚祷、阿里喊我们回家的哈桑，

不是那个太阳没入西边的黏土屋顶时我们从山丘上追逐而下的哈桑，

而是我有生最后一次见到的那个哈桑，

那个我透过自己房间雨水迷蒙的窗户望着的、

在夏日温暖的倾盆大雨中拖着行李走在阿里背后、

将它们塞进爸爸的轿车后厢的哈桑。

尽管阿米尔最终获得了索拉博的签证，但是却失去了索拉博对他的信任和友好

索拉博随阿米尔回到了美国，但却始终拒绝融进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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