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词
为了督促阿米尔下决心去拯救哈桑的儿子,
拉辛汗不得已向阿米尔道出了一段令他极为震惊的隐情,
最终,阿米尔艰难地做出了决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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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演播:徐涛
此书已由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在驶往喀布尔的车上,
我试图让眼光盯牢在北方兴都库什山脉白雪皑皑的峰顶,
但每次我的胃稍微平息一些,
卡车便来个转弯,让我又一次的恶心。
“吃个柠檬试试。”
“什么?”
“柠檬。对晕车很有效。”法里德说,
“每次开车走这条路我都会带一个。”
“不用,谢谢你。”
光是想到要我吃下酸的东西,就够我反胃的了。
法里德冷冷一笑,
“它不像美国药丸那样灵妙,
我知道,不过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古老药方罢了。”
我后悔白白放过这个和他套近乎的机会,
“要是那样的话,也许你可以给我一些。”
他从后座上抓起一个纸袋,拿出半个柠檬。
我咬了一口,等上几分钟。
“你说得对,我感觉好多了。”
我在说谎。
身为阿富汗人,我深知宁可遭罪也不可失礼,
我挤出了微笑。
“古老的土方,用不上玄妙的药丸。”
他弹去烟灰,
自我感觉良好地从观后镜看着自己。
他是塔吉克人,皮肤黝黑,
高高瘦瘦,满脸风霜;
他肩膀不宽,脖子细长,
转头的时候,
人们可以窥见那长长的胡子后面突起的喉结。
他穿得跟我一样多,
但我想附近的人应该不是这样的:
他穿着一件背心和灰色的棉袍,
外面还罩着粗毛线织成的羊毛毯。
他头戴棕色的毡帽,稍微斜向一旁,
好像塔吉克的英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
塔吉克人称之为“潘杰希尔雄狮”。
在白沙瓦,拉辛汗介绍我认识法里德。
他告诉我,法里德二十九岁,
不过他那机警的脸满是皱纹,
看上去要老二十岁。
他生于马扎里沙里夫,
在那儿生活,直到十岁那年,
他父亲举家搬到贾拉拉巴特。
十四岁,他和他父亲加入了人民圣战者组织,抗击俄国佬。
他们在潘杰希尔峡谷抗战了两年,
直到直升机的炮火将把父亲炸成碎片。
法里德娶了两个妻子,有五个小孩。
拉辛汗眼露悲哀地说,
“他过去有七个小孩。
但在早几年,就在贾拉拉巴特城外,
地雷爆炸夺走了他两个最小的女儿;
那次爆炸还要去了他的脚趾以及他左手的三个手指。
在那之后,他带着妻子和小孩搬到白沙瓦。
“关卡。”法里德不满地说。
我稍稍瘫在座位上,双臂抱胸,
暂时忘却了眩晕的感觉。
但我不用担心,
两个阿富汗民兵朝我们这辆破旧的陆地巡洋舰走来,
匆匆看了一眼车内,挥手让我们走。
在拉辛汗和我准备的清单中,
法里德是第一,
清单还包括把美元换成卡尔达和阿富汗尼钞票,
我的长袍和毡帽——讽刺的是,
真正在阿富汗生活的那些年,
这两件东西我统统没穿过
哈桑和索拉博的宝丽莱合影,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
一副黑色假胡子,长及胸膛。
表示对伊斯兰教,
至少是塔利班眼中的伊斯兰教的友好。
拉辛汗认得白沙瓦几个精于此道的家伙,
有时他们替那些前来报道战争的西方记者服务。
拉辛汗曾要求我多陪着他几天,计划得更详尽一些。
但我知道自己得尽快启程。
我害怕自己会改变主意。
我害怕自己会犹豫不决,
瞻前顾后,寝食难安,
寻找理由,说服自己不要前去。
我害怕来自美国生活的诱惑会将我拉回去,
而我再也不会趟进这条大河,
让自己遗忘,
让这几天得知的一切沉在水底。
我害怕河水将我冲走,
将我冲离那些当仁不让的责任,
冲离哈桑,
冲离那正在召唤我的往事,
冲离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
所以我在这一切都还来不及发生之前就出发了。
至于索拉雅,
我没有告诉她我回阿富汗并非明智之举。
如果我那么做,她会给自己订票,
坐上下一班飞往阿富汗的客机。
我们已经越过国境,
触目皆是贫穷的迹象。
在路的两旁,
我看见村落一座连一座,
如同被丢弃的玩具般,散落在岩石间;
而那些残破的泥屋和茅舍,
无非是四根木柱,
加上屋顶的破布。
我看见衣不蔽体的孩子在屋外追逐一个足球。
再过几里路,
我看到有群男人弓身蹲坐,
如同一群乌鸦,
坐着的是被焚毁的破旧俄军坦克,
寒风吹起他们身边毛毯的边缘,
猎猎作响。
他们身后,有个穿着棕色长袍的女子,
肩膀上扛着大陶罐,
沿着车辙宛然的小径,走向一排泥屋。
我说“真奇怪。”。
“什么?”
“我回到自己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像个游客。”
路边有个牧人,
领着几只干瘦的山羊在赶路。
法里德冷笑,扔掉烟蒂,
“你还把这个地方当成国家?”
“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永远会这么认为。”我说,
我的戒备之心出乎自己意料之外。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之后?”
法里德说着打着方向盘,
避开路上一个海滩球那么大的洞。
我点点头:“我在阿富汗长大。”
法里德又冷笑。
“你为什么这样?”
“没什么。”
“不,我想知道。你干吗这样?”
借着法里德的后视镜,
我见到他眼里有神色闪动。
“你想知道?”
“我来想像一下,老爷。
你也许生活在一座两层或者三层的楼房,
有个漂亮的后院,
你的园丁给它种满花草和果树。
当然,门都锁上了。
你父亲开美国车。
你有仆人,估计是哈扎拉人。
你的父母请来工人,
装潢他们举办宴会的房间,
好让他们的朋友前来饮酒喝茶,
吹嘘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游历。
而我敢拿我大儿子的眼睛打赌,
这是你第一次戴毡帽。”
“我说得没错吧?”
他朝我咧嘴而笑,
露出一口过早蛀蚀的牙齿,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我说。
“因为你想知道,”他说着。
指着一个衣裳褴褛的老人,
背着装满柴草的麻袋,
在泥土路上跋涉前进。
“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老爷,
那才是我认识的阿富汗人。
你?
在这里,你一直无非是个过客而已,
不过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拉辛汗警告过我,在阿富汗,
别指望那些留下来战斗的人会给我好脸色看。
“我为你父亲感到难过,”
“我为你女儿感到难过,
我为你的手感到难过。”
“那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为什么无论如何,
你们总是要回到这里呢?
卖掉你们父亲的土地?
把钱放进口袋,跑回美国找你们的妈妈?”
“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死了。”
他叹了口气,又点一根烟,一语不发。
“停车。”
“什么?”
“停车,该死。”
“我要吐了。”
车还没在路边的沙砾上停稳,我就吐了出来。
接近黄昏的时候,地形变了,
从烈日灼烤的山峰和光秃秃的悬崖变成一派更翠绿的田园风光。
大路从蓝地科托下降,
穿过新瓦里地区,直达蓝地卡纳。
我们从托尔坎进入阿富汗。
夹道相送的柏树比我记忆中少多了,
但在经历开伯尔隘口那段乏味的旅途之后,
再次见到树木,还是神情一振。
我们正在接近贾拉拉巴特,
法里德有个兄弟在那儿,
我们会在他家过夜。
我们驶进贾拉拉巴特的时候,
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
这座城市是楠格哈尔省的首府,
过去以温和的气候和水果闻名。
法里德驶过市中心的楼宇和石头房子。
那儿的棕榈树也没记忆中多,
而有些房子已经变成几堵没有屋顶的墙壁、几堆杂乱的泥土。
法里德驶上一条土路,
将陆地巡洋舰停在干涸的水沟旁边。
我从他的车上溜出来,
伸展拳脚,深深吸了一口气。
从前,和风拂过贾拉拉巴特富饶的平原,
农民种满甘蔗,
城里的空气弥漫着甜蜜的香味。
我闭上眼睛,搜索香味,可是没有找到。
“我们走吧。”法里德不耐烦地说。
我们踏上那条土路,
经过几株光秃秃的白杨和一排残破的泥墙。
法里德将我领到一座破落的平房,敲敲木板门。
有个用白色头巾蒙住脸的少女探出头来,
露出海蓝色的眼睛。
她先看到我,身子一缩,
然后看到法里德,眼睛亮起来。
“你好,法里德叔叔。”
“你好,亲爱的玛丽亚。”法里德回答说,
给了她一种他整天都没给我的东西:
一个温暖的微笑。
法里德亲了她的额头。
少女让出路,
有点紧张地看着我随法里德走进那座小小的房子。
泥砖屋顶很低,四面泥墙空空如也,
赖以照明的是屋角两盏提灯。
草席盖住地面,
我们脱掉鞋子,踏上去。
三个年轻的男孩盘膝坐在一堵墙下的垫子上,
下面铺着卷边的毛毯。
有个留着胡子的高个子男人站起来迎接我们。
法里德和他拥抱,亲吻彼此的脸颊。
法里德介绍说他叫瓦希德,是他哥哥。
“他从美国来。”
他对瓦希德说,翘起拇指指着我,
然后丢下我们,自行去跟那些男孩打招呼。
瓦希德和我倚着墙,坐在那些男孩对面,
他们跟法里德开玩笑,爬上他的肩膀。
尽管我一再推辞,
瓦希德令其中一个男孩去给我拿毛毯,
以便我坐得舒服些,
又让玛丽亚给我端茶。
他问起从白沙瓦来的旅途,
问起路过开伯尔隘口的情况。
“我希望你们没有碰到任何强盗。”
与开伯尔隘口同样远近闻名的是,
强盗利用那里的地形打劫过往旅客。
我还没有回答,他就眨眨眼,大声说:
“当然,没有任何强盗会打我兄弟那辆破车的主意。”
法里德将最小那个孩子抱倒在地,
用那只完好的手去挠他的肋骨。
那孩子咯咯大笑,双脚乱踢。
“最少我还有一辆车,”法里德气喘吁吁地说,
”你那头驴子最近怎样?”
“我的驴子骑起来比坐你的车好。”
“骑驴才知驴难骑。”法里德回敬说。
他们全都笑起来,我也笑了。
我听见隔壁传来女人的声音。
从我坐的地方,
可以看到那间屋子的一半。
玛丽亚和蒙着棕色面纱的妇女低声交谈,
从一个大水壶往茶壶里面倒水。
那女人年纪较大,应该是她妈妈。
“你在美国干什么呢,老爷?”瓦希德问。
“我是个作家。”
“作家?”
“你写阿富汗吗?”
“这么说吧,我写过,但现在没有。”我说。
我最后一本小说叫《此情可待成追忆》,
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故事,
他发现妻子跟他的学生上床之后,
追随一群吉卜赛人而去。
这本书不错。
有些评论家说它是本“好”书,
有一个甚至还用了“引人入胜”这样的评语。
但突然之间,它让我很难为情。
我希望瓦希德不会问起它的内容。
“也许你应该再写写阿富汗。”
“将塔利班在我们国家的所作所为告诉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
“嗯,我不是……我不算是那种作家。”
“哦,”
“你知道得最清楚,当然。我不该建议你……”
就在那时,玛丽亚和另一个妇女走进来,
端着一个小盘子,上面有茶壶和两个茶杯。
我毕恭毕敬地站起来,
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弯身鞠躬。
“你好。”我说。
那妇女放下面纱,
遮住下半边脸,也鞠躬。
“你好。”
她的声音细不可闻。
我们不看对方的眼睛。
她倒茶水的时候我站立着。
那妇人将热气腾腾的茶杯放在我面前,退出房间。
离开的时候,
她赤裸的双脚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坐下,喝起那杯浓浓的红茶。
在前往喀布尔的途中,
满目疮痍的国家和贫困饥饿的人民令阿米尔心情沉重,
尽管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已是满目全非的喀布尔仍令阿米尔震惊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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