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作家的商业启示

梁冬：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仍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

吴伯凡：大家好！

梁冬：伯凡你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和最近罗琳有关，她的名字叫J.K.罗琳，就是写《哈利波特》的那位英国妈妈，据说她最近写的这本书叫《游吟诗人比德尔》故事集最近在全球以28种语言同步推出，印刷了750万册，据说这位罗琳差不多十年来靠写《哈利波特》已经赚了大概5亿英镑，5亿英镑就是每年5000万英镑，差不多是四五个亿人民币的概念，想想也很可怕。

吴伯凡：四五个亿那是相当可观。

梁冬：这是利润，而且是毛利，她没有什么太多的成本，顶多是雇请几个人帮她打打字。

吴伯凡：但是你还要注意到她曾经领救济的一位妈妈，她带着她的女儿生活，领救济的。

梁冬：我们看看这个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在英国有这样的一位女性。在中国最近这一两年来，你突然发现有一群人突然崛起，我们都在看他（她）们的书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他（她）已经因为写书而写成了千万富翁，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从前一段时间易中天开始，然后是于丹，然后是后来郭敬明，然后是最近的中里巴人，然后到最近的曲黎敏。

吴伯凡：还有《鬼吹灯》的作者。

梁冬：还有《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我估计我刚才列举的这些人每一个人最少最少版税、合法收入（年收入）都在500万以上，所以你会发现这很有趣。现在大家都在讲刺激内需，都在讲要解决劳动就业，但是有另外一种人，他们实际上没有搞多大的公司，成本也不是很高，但是他的利润很高。但是了他（她）们写书还是创造很多就业的，很多人因此去做发行，很多人做什么的评论，也养活了不少人，很多人因为评价曲黎敏也能够混口饭吃，写个影评、书评什么的。

吴伯凡：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

梁冬：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跟写书有关了，似乎现在看来透过写书能够写成一个千万级，甚至亿万级的富翁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片花：英国作家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创造了数以百亿的产值，而中国的富豪作家也曾层出不穷，这是偶然还是必然？一个人的力量能创造多大的财富？跳蚤型企业是否是未来最具生命力的企业？欢迎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富豪作家的商业启示。

吴伯凡：有一个管理学家叫查尔斯·汉迪对这种现象有一个说法，说这类公司叫跳蚤型公司，所谓跳蚤型公司就是以自身为雇员的公司，他只顾他自己。

梁冬：查尔斯·汉迪曾经给他的儿子一份生日礼物，说希望你能够从今年开始就不要在公司里面打工了，你应该尽早地跳出来去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查尔斯·汉迪是一位非常强烈的跳蚤型公司的鼓吹者。

吴伯凡：他自身也是，他原来给BP打工，是一个高层的管理人员，也当过伦敦商学院的教授，他后来自己就变成了一个跳蚤型公司。

梁冬：他说所谓世界的不确定性慢慢变得越来越确定的，就是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世界是不确定的，你所在的公司很可能有一天忽然一下就轰然倒掉，前段时间倒掉雷曼兄弟这样的公司，很多人都认为这些公司是一辈子都不会倒的公司。

吴伯凡：158年了。

梁冬：突然有一天它就消失了，那么作为个体来说你怎么办？我们现在有很多尤其中高层的企业家、白领、知识分子，他们会突然发现自己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淡漠了，他们其实只需要自己一个人就能够生存下来。

吴伯凡：对，就是从一个庞大的交响乐队里走出来，他自己去搞“独奏”了，而且那个效果还非常地好。

梁冬：我觉得这后面有两个背景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维系一个公司正常运转的成本现在越来越大了，很多公司垮掉不是它生意做得不好，而是由于公司组织太大之后，为了维持这个系统它的成本过高而崩塌掉的，这是一种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现在这个社会的分工变得越来越细了。举个例子，现在很多的家庭夫妻两个人都在互相想：我们在家庭里面到底还有什么作用？以前弗里德曼写过，一男一女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要结婚，是因为这个男人既可以做搬运工又可以做杀猪工又可以盖房子，而这个女人既是洗衣服的工匠，又是一个奶妈，又是一个做饭的阿姨，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结合其实除了感情的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分工不是很明确的经济体的一种整合。但是现在问题来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家庭这种业务变得越来越剥离出去了。

吴伯凡：大量的核心业务之外的业务可以外包出去了。

梁冬：比如有一个女青年跟我说，她说在搬煤气罐这件事情上，劳工老公远不如楼下的保安来得有用（笑）。所以很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连家庭这么一个最小的、最紧密的经济体，两个人的公司，都会发现业务在逐步外包，吃饭外包了，装修外包了，打扫卫生现在很便宜，很多人就在问：到底我们在家庭里面干什么呢？

吴伯凡：这里有一个罗辑思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公司都要做自己最核心的业务，其他的东西别人来帮你做，你外包出去的对别的公司又是它自己的一个核心业务，它比你更擅长，就是每一个人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实际上是非核心的人都可以不要，围绕一本书有编辑、有做印刷的、有做发行的等等是一个很大的产业链，但是你发现最核心的只要是没有这个写书的人，这个产业链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在现在信息沟通非常方便、非常紧密的情况下，每个人可以完全选择他自己擅长的领域做。

梁冬：而且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领域，但是他可以无限地做大。

吴伯凡：对。

梁冬：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从有一些借由写书能够挣到钱来看到一个很有趣，而且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那就是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被无限的外包和被集成化了。

吴伯凡：这个背后有两个机制，德鲁克曾经说过知识经济和其他的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首先是它的首创成本跟最终效用极不对称，就是说你做的一件什么事情你的首创可能是很低的，但是最终的效用是全天下的人都在用，它这个效用就非常地高。比如说发明万维网的伯纳斯·李这个人，他处于他自己的方便，他做了一个查名片的检索系统，后来他发现这个东西别人也可以用，他就让大家去用，最早的Internet是不能够浏览的，只是连接起来发电子邮电，它不能浏览网页的，后来发现这个技术一旦注入以后，互联网就如虎添翼一下子变得非常普遍了，它对人类创造的价值现在很难估量，到底是一千亿美元、一万亿美元很难算。

梁冬：我觉得最少的应该是一万万亿了吧。

吴伯凡：它的首创成本是非常低的，这就是首创成本和最终效用的极不对称。比如说曹雪芹写《红楼梦》的首创成本就是他天天吃啊喝啊……

梁冬：一点纸墨笔砚。

吴伯凡：举家十足的情况下写的这本书，可是它最终效用是多大呢？拍了电视剧、电影，还养活了那么多的红学家、出版商等等。

梁冬：所以这个话题如果往深下挖你会觉得很有趣，现在有那么多人开始在写书了，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书的印刷、发行、宣传产业链的话，这个作者是不可能想象有那么多钱的。以前也有很多人写书，他也写得很好，但他就不会挣到那么多钱。

吴伯凡：至少是在他有生之年没有享受到，但是由于现代的传播技术，使得你的知识产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复制，低成本的复制，你写这本书可能是为了几个人写的，或者是为了一个人写的，发现大家都能够觉得这个东西很有价值的时候，再加上传播的成本越来越低的时候，你的价值就被极大地放大了。

梁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前段时候中国有很多的歌手，香香也好，《老鼠爱大米》也好，其实你说这首歌真的有多高的艺术价值吗，不见得，但是由于他们借助了中国移动的彩铃发行网络，一首歌、一个歌手可以创造过亿的收入。

吴伯凡：对，你说书创造价值，有时候一条短信，这条短信可能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讲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你听了觉得很有意思，你去跟另外一个人讲了也很有意思，但是你的价值实现也就限于几个人了。但是中国移动收购了你的这条短信，5块钱或者10块钱，或者100块钱收购你这个短信，这条短信如果足够的精彩的话，它能够创造的价值可能是几百万、上千万都有可能。

梁冬：因为大家在转发这个短信的时候，实际上都在为中国移动创造价值。

吴伯凡：对。

梁冬：所以我听说现在有一门新的生意，据说有一些公司正在做一些工作就是从民间搜集非常多好的故事，然后透过移动的手机报和移动的下载平台去分发，你知道以前来说一本书的主要成本来自于印刷成本，还有运输成本，这是这个书的很重要的成本之一，现在这种成本变为零了。如果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每一个看过我小说的人给我一毛钱，在中国移动这种平台上有一千万个人看过的话，一本书也有一百万的收入。

吴伯凡：对，这就是除了刚才说的知识经济第一条原则就是首创成本和最终效用的极不对称之外，还有一条规律就叫做知识的质要比知识的量要大得多。

梁冬：此话怎解呢？

吴伯凡：我们可以用两千个人做一个工程，两万个人做一个工程，但是我们很难说召集两万个人来写一部《红楼梦》，它只需要一个人就够了，没有这个人你用两千个人也写不出《哈利波特》来。过去公司是用来干什么？公司就是用很多的人来做一件事情，这就是公司，但是某些产品的量是不重要的，它的质是重要的。你说多少个人加起来等于莫扎特，不可能，多少个人加起来等于莎士比亚，也不可能，他的独创性是最重要的，他的独创性决定了他真正的价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跳蚤型公司创造的产值，最重要的是它的利润要大于很多很多规模非常大的公司，原因就在这里。

梁冬：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蛮有趣，从一些表面上看到的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发达了，一些人写了几本书发达了，往后看你会越来越发现背后蕴藏着几个非常重要的逻辑，第一个逻辑就是现代人类的分工变得很细了，所以人们可以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让自己的天分无限的扩大；第二，由于发行渠道的畅通和传播成本的降低，导致我们有可能在生产内容上面真正的成为一个所谓的核心价值，并且创造出极大的能量。那么到底这里面蕴含着什么样的商业机会？我觉得其实大家真的是可以见仁见智，广告回来之后和大家再继续深入探讨这样一个可能会改变你人生命运的话题。

片花：信息技术的发达与外包模式的盛行，使得传统的企业边界呈现逐渐消失的趋势，在英国60%以上的企业只有一个雇员，20%的企业只有5个员工，而这两者却制造了英国GDP的大部分，这是偶然还是必然？一个人的力量能创造多大的财富？跳蚤型企业是否是未来最具生命力的企业？欢迎继续收听《冬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富豪作家的商业启示。

梁冬：广告回来之后依然是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的《冬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

吴伯凡：大家好！

梁冬：伯凡自从最近做了电台节目之后，很多失散多年的小学发小、小学的同桌的你都找到了你，对吧？

吴伯凡：（笑）

梁冬：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吴伯凡是冬吴的“吴”，“伯”是伯伯的伯，“凡”是凡人的凡，他的各种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同学都可以跟他……与之联系。

吴伯凡：我们这也是个案例了。

梁冬：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

吴伯凡：原来我们就是吃饭的时候随便聊一聊，借助于这个平台很多人都听到我们的谈话了。

梁冬：对，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跟最近我们发现的一种很有趣的现象有关，我们发现突然在我们的目力所及许多人不需要做很大的公司，也不需要在很大的公司里面打工，他（她）可以透过写作这样的一种最原始的方法开始挣到了很多很多的钱，什么叫很多很多的钱呢？例如说像曲黎敏也好，中里巴人也好，易中天也好，于丹也好，我们倒不是说有多羡慕他（她）挣到钱，而是我们看到了背后正在蕴含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我们可以借由一个极长的产业链里面一个极小的分工，我们只需要在整个图书出版里面简简单单地把书写好，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效用放大。吴伯凡对此有两个很重要的评价，第一个评价是什么来着，刚才你说到的？

吴伯凡：知识经济的两条规律，第一条叫首创成本与最终效用的极不对称，就是知识的质要远比知识的量更重要。

梁冬：今天这个话题就慢慢地展开了，伯凡你认为在中国的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人……你看美国哈，写《哈利波特》的罗琳动辄发行750万册的书，你认为中国会不会将来也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之后发行750万册？

吴伯凡：书只是一个现象了，其实在此之前比如说你是唱歌的、说相声的，过去是自娱自乐，你的首创成本很低，你目前所拥有的一点点钱可以支撑你活下去，然后你可以自娱自乐的话，过去基本上是不能够创造什么价值的，但是由于传播知识和信息的渠道非常地通畅，而且非常廉价的时候，能够极大地放大你的价值。数字经济里还有一条规律——“对你来说是废品的东西，对别人来说可能是珍品”。

梁冬：在淘宝和易贝上面都有这样的故事，对不对？

吴伯凡：对，比如说郭德纲说相声的，在互联网上就这么火起来了，还有时间很久的有一个叫北村，他就是自娱自乐在唱那些东西。你发现这里有一个规律，他们都是在互联网上自娱自乐，就是免费地让大家去享受自己的作品，后来发现漫山遍野都是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进入所谓的正规渠道去出录音带、出碟、出书，一下子就把他已经有的潜在的价值变现为真实的价值。

梁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特别要提到中国移动，所以有些人说我不应该在这个节目里面提到某一家公司，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移动最近推的《手机报》，你知道它现在有多少用户了吗？

吴伯凡：我听说《手机报》的形态有300种。

梁冬：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订阅《手机报》吗？3000万人，中国以及全世界上都很少有一份报纸能够做到3000万的读者，但是它就能做到。

吴伯凡：像我们《21世纪经济报道》有六七百人，但是它可能有两个编辑就够了，不用有那么多记者，因为它用的很多的信息并不需要自己去原创，这个价值是一个边际成本极低的，别人说你用还是不用都是一样的，对它没有什么伤害，所以它就把那些平面媒体、传统媒体上的新闻、信息，只不过是放在这个平台上，让3000万人看到了这个东西，它就产生了价值。

梁冬：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这些报纸新闻可能在互联网上也能看到，但是它和在手机上看到最大的不同，在于你互联网上看你是不会给钱的，但是你在手机上愿意为此每个月花几块钱去订阅很多份的《手机报》，差别在哪里呢？并不是说互联网上的东西就更不值钱，在手机上就更值钱，而是在你支付的过程里面的便捷性。

吴伯凡：对，一个月两块钱，不要说花钱买报纸，就是我去买报纸的这个工夫，谁能够给我提供这个方便的话，我给他两块钱我也愿意。

梁冬：现在你可以看到媒介产业正在发生一种很有趣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和每一个人手上的终端有关的，现在我听说已经开始有些人针对手机这个平台开始做小说发售了，另外一方面，报纸也有这样的发售了。下一个阶段会不会是那种短篇？我觉得如果3G上来的话，现在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打得这么厉害，已经开始闻到硝烟的味道了，这几天报纸上长篇累牍在讲中国电信如何做189这个概念，其实在下一个阶段这个竞争很可能就会出现。

吴伯凡：信息在很多时候是不值钱的，什么值钱呢？是这个信息的通道才是值钱的，或者说你能够让人们用那些边角余料的时间去完成一个信息消费的话，那么它就实现了价值。

梁冬：当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与中国移动形成竞争关系以后，信息会越来越值钱。在之前如果只有一个通路的时候，那它的渠道真的是独断的，现在不一样了，如果当有一个好的内容放在哪里首发，可能他们会争夺，差别就在这里。

吴伯凡：我说的边角余料式时间能够创造价值，而这个信息本身原来可能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比如说电梯里的广告，飞机上的读物，我们做飞机的时候经常都会看到有好多很糟糕的杂志放在飞机上的时候，你还很认真地看，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段时间是一个边角余料的时间，你除了坐在那你不能干什么，就是一种强制性的阅读。比如手机上的新闻，你不用专门去花时间来看这个新闻。

梁冬：尤其是领导在上面讲废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手机上的那几条破短信、破信息特别值得阅读，有些朋友发过来的很无聊的一些段子你会反复看，甚至你会花很长时间写一段破东西发给别人，这说明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偷情”，就是偷偷地把自己的那种心情传送给别人的这样一种需求，在无聊时刻，比如说会议时刻、等车时刻、公共汽车上的时刻，这些时刻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吴伯凡：对，江南春当时讲他的生意之道的时候，他说无聊就是力量，无聊就是价值，他如何去利用别人无聊的时刻把信息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就产生价值。

梁冬：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话题，表面上看它似乎有一点点跑题，但是你认真看下来，你会发现它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通路正在变得越来越多，而我们国家的版权保护也是越来越好，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去做原创的内容变成是有可能会突然让那些没有太多的创业资本的个体，但是你有梦想，你有故事，你有大把的时间，你愿意把你有趣的思想拿出来分享，这种人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新时代的高收入者，老吴你觉得会不会这样？

吴伯凡：肯定会这样，因为就是渠道创造了价值。

梁冬：老吴我是有点建议你，好好地把你当年对宗教和哲学的研究捡起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每天的一篇新闻，我估计就算这个世界上不要多吧，一百万人每天订你的这条短信，每天每个人给你一块钱，哇，你发达了！

吴伯凡：这让我想起浙商相信扣子精神，就是“勿以利小而不为”。一颗扣子能赚多少钱？非常小非常少，但是扣子是我们每个人拥有的产品里面是最多的，你数一数，你有一部手机，你有一台车，但是你有多少颗扣子。

梁冬：你说起来还真是这样，我们可能有一件衣服就有8个扣子，所以我们有10件衣服就有80个扣子。

吴伯凡：而且这个扣子是不停地在消耗的。

梁冬：你也不会把它拆下来穿在另外一件衣服上面。

吴伯凡：如果你卖扣子，你只要把这个渠道打通了以后，你从全国人民那里赚到0.01分钱，那么是多大的量，因为量太大了，这就是说它的放大效应，由于渠道的通畅，由于每一个人付出的单价非常地低，但是总的数量无数大以后它就能放大了。过去做生意的人经常会说全国人民给你一分钱，你有多少钱。

梁冬：有一年我和陈天桥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这句话多么深刻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落点在哪里？落点在于大家要意识到一个时代正在来临，随着通路的越来越多元化，那一些原创的，那一些有趣的故事、信息你能生产出来，但是对于别人来说是特别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蔚为壮观的产业。如果这样的一个时代来临的话，我认为这对于整个中国来说，甚至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尤其是当我们的宏观经济稍微有不太好的时候，很多人可以在家里面有大把时间的时候，这就会出现。因此有人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说“每一次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都是这个社会产生大量丰富文化产品的黄金时期。”

吴伯凡：对，闲暇就是力量，无聊就是力量。

梁冬：所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冬吴相对论》，祝你好运！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吴伯凡：再见！